1963年3月，纽约法拉盛一间公寓里传出枪声。警察赶到时，前哈尔滨公安局长余秀豪已经死在血泊中。他的遗书里反复写着一句话："我杀了一个英雄。"
余秀豪口中的这个英雄，叫李兆麟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年仅21岁的辽阳青年李兆麟把家里的一车大豆卖掉凑了路费，只身北上前往北平，化名"李烈生"，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。
在那里，李兆麟结识了一批地下党员，思想迅速成熟。1932年2月，组织派李兆麟回到家乡辽阳铧子乡，着手组建抗日义勇军。短短数月，以小堡为核心，一支下设五个支队、兵力达3500余人的东北义勇军第24路军正式成立。
这支队伍装备粗糙，训练匮乏，但李兆麟偏偏带着这帮人干了一件大事。
1932年8月28日深夜，义勇军直插奉天城区，同时冲入南关和东塔两处飞机场，烧毁机库，损毁日军飞机七架，击毙数十名日伪军警，连航空处和电台都遭到破坏。
这一消息传出，令关东军大为震动，日方内部将此列为满洲局势"十分可虑"的重大事件。一支刚成立几个月的义勇军，打出了这样的战果，李兆麟的名字开始在东北抗日武装中流传。
此后数年，李兆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，逐渐成为第三路军总指挥。日军对他恨之入骨，悬赏重金缉拿，却始终连人影都抓不到。
1938年，形势急转直下。日本关东军展开大规模围剿，北满抗联各部损失惨重。赵尚志、戴洪滨、祁致中先后越境进入苏联，谢文东、李华堂公然叛变投敌。
军级以上干部里，李兆麟成了唯一还在坚守的人。
1938年5月至6月间，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秘密召开常委会，书记张兰生、宣传部长冯仲云等人参会，最终拍板：由李兆麟担任西征总指挥，率抗联第三、六、九、十一军共800余名战士，强行穿越小兴安岭，向海伦方向开辟新根据地。
这场西征的艰苦，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部队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行军，白天不敢生火，怕暴露目标，战士们靠炒面和雪水维持体力。
夜里宿营，胸前烤着火，后背结满冰霜。李兆麟和战友们就是在这段跋涉中，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《露营之歌》，那句"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"，不是修辞，是当时真实的处境。
1940年秋，李兆麟带着二十余名战士被大水困在森林洼地，粮食断绝，整整五十余天后才脱困。
据李兆麟之女张卓娅后来回忆，断粮最难熬的日子里，李兆麟拍着战友的肩膀说，等新中国建立了，请大家去下馆子，吃饺子。
1941年秋，随着苏德战争爆发、日军在东北大举增兵，李兆麟率抗联第三路军主力越境进入苏联，在哈巴罗夫斯克郊区的野营基地集结整训。
1942年8月，东北抗联各部整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，李兆麟出任旅政治副旅长。
在苏联整训的四年里，有一段颇为少见的生活记录：李兆麟与妻子金伯文，和朝鲜抗日将领金日成一家同住一栋房子，两家各占一间，共用生活区域，如此比邻而居，长达四年。
这段经历在金伯文的回忆录《我与李兆麟共同生活的日子》中有所记述。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对日宣战。李兆麟随即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，亲历了日本关东军的瓦解与东北各城市的光复。
同年8月，李兆麟随部进入哈尔滨，出任滨江省政府副主席。然而随着国共局势的变化，李兆麟辞去副主席职务，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公开身份，继续活动于政治前台，公开反对内战。
正是这一姿态，让军统盯上了李兆麟。
而此时，余秀豪顶着哈尔滨公安局长的头衔，暗地里是毛人凤安插在哈尔滨的军统特务。
1946年3月9日，一场以"商议要事"为名的聚会在水道街9号的俄式小楼里悄然布置好，女特务孙格龄以母亲曾帮助过抗联为由，取得了李兆麟的信任。
李兆麟赴约，一杯掺了氢氰酸的茶送到面前。待李兆麟失去意识，埋伏已久的凶手高庆三冲出，连刺七刀。
李兆麟牺牲时，年仅36岁。哈尔滨城内数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李兆麟送行，送葬队伍绵延两公里。百姓称李兆麟为"李青天"。
而余秀豪，带着一笔不义之财逃往美国，在纽约法拉盛独居多年，不敢见任何华人，常常在噩梦中见到李兆麟的面孔，最终在那间公寓里，用一声枪响了结了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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